1938年12月，重庆新华日报馆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单行本。《论新阶段》是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这次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处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独立、团结和斗争的关系，成为对抗战成败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洛川会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已为抗战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
然而，1937年11月底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却试图改变这一切。
他以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新政策”为名，在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召开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横加指责，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他虽然也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但重点在于否定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关于国民党中有左、中、右派的分析，点名批评刘少奇有关“抗日游击战争基本政策”的正确观点，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党和人民军队的活动限制在国民党允许的范围内。王明的右倾错误主张对党的工作造成危害，使党未能在1937年冬至1938年春在华中敌后更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如实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的抗战情况、国共两党关系及党所采取的路线和政策。任弼时实事求是的汇报，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了解。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在9月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应该告诉全党，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第一次明确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对统一全党的认识，尤其是对加强中央领导机关的指导思想的一致，起了重要的作用，也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参加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负责人30余人。这是1928年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也分别向会议报告了各方面和各地区的工作情况。最后，王稼祥致闭幕词。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15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目前，抗战正处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时期。我国军民要抓住敌人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弱点，把正面战场的抵抗和敌后广泛的游击战争结合起来，大量地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促使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要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实事求是的模范作用。他还特别强调了全党要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指导实践的问题，要求全党必须着重地致力并解决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任务；必须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必须时刻注意研究党运动的现状及发展。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偏向，尤其是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全会重申，抗战时期党要把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坚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实际上，这确立了中国革命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确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了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全会确定敌后抗战总的战略部署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来和刘少奇分别任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任书记；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强调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他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全会还对过去反倾向斗争中给干部乱加罪名、扣帽子的做法予以严肃批评。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制定了党领导抗战的全面战略规划，统一了全党思想，为党领导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许多同志还以亲身经历，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者，是经过考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张闻天说：“能否成为党的领袖，决定于他的聪明能力，对党的忠实及其实际工作，在最困难的时期最能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有了这些条件，则不但党内承认，民众也承认为革命领袖。”彭德怀在会上说：“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领袖的培养，是在坚决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由正确的领导而取得的。领袖不能委任，领袖也不是抢来的，领袖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陈云在会上说：“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现在，无什么大的错误，这主要是由于中央有远见，起了把舵的作用。”
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正如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评价的：“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
(资料来源：《印记——档案中的百年党史》，曾珺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